乐鱼体育app最新下载:对谈林雪萍：全球供应链正在重组中国工厂要抓紧卡位丨小猎犬号

制造业属于逐低成本而居的流动型产业。上个世纪，工厂先是从美国转移至日本，而后又转向以韩国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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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属于逐低成本而居的流动型产业。上个世纪，工厂先是从美国转移至日本，而后又转向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地区，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纷纷奔向成本低且市场广阔的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这种模式的政策热忱相迎，并且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精准地嵌入到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朝着城镇蜂拥而去，他们凭借在流水线上的辛勤工作，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各个节点处的制造企业，一边为国际大规模的公司代工，一边与国际同行业展开竞争，以坚守本土的方式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一同构建起其他几个国家难以企及的完整供应链。在机器的阵阵轰鸣声里，零部件和成品接连不断地从生产线上产出，进而转化为外汇。

  同样是在这20年期间，中国的成本出现了上升的情况，地理政治学方面的风险也愈发严重。2010年前后，欧美开始推行“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战略，不再仅仅在中国来投资，印度和东南亚变成了新的投资目的地。2018年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多次针对中国增加关税。到了2025年，特朗普再度上台，在3月初把对华征收的关税提升到了20%，并且此次上台之后，他的行动更为迅速，变化也更加频繁。

  制造业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如今又来到了再次迁移的岔道口。中国的工厂，有的出于自身考量，有的是应客户的真实需求，纷纷前往与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红利充沛的印度，以及靠近欧美市场的匈牙利和墨西哥。

  林雪萍察觉到中国工厂正在兴起出海浪潮。据他所言，2022年是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出海从政治家的举措转变为企业家的共同认识。林雪萍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他对全球供应链关注达20余年之久，还著有《供应链攻防战》《工业软件简史》等作品。

  在过去的三年里，林雪萍对100多家工厂展开调研，与200多位海外员工做访谈，还亲自到越南、泰国、匈牙利、德国、墨西哥等国家当地考验查证。他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获所得写进了将于2025年1月出版的新书《大出海》当中。林雪萍表示，全球贸易格局步入迷雾般的时期，国家之间出现巨大逆差这样的一种情况已不再被接受，而这正是促使本轮制造格局重新构建的根本性因素。中国的工厂要想在新的格局稳定之前重新进行布局，及时融入新的环节，才可以获取和过去20年同样重要的地位。

  在动身前往墨西哥之前，他对传闻里的毒品和枪械心存恐惧，为此还特意聘请了保镖。然而到达当地之后，他却发觉这里并没有传闻中的那般危险。经过三年的调研，他的认知发生了转变：“相较于风险而言，海外所蕴含的机会要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多很多。”

  他表示，具有战略层级的长期投入决心极具重要性。这一轮制造业格局的重新组合将会持续10到15年，若笃定要打造真正的全球化企业，那么当下无法预估的政策波动仅仅是短暂性的干扰因素罢了。

  在中国，效率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那么问题来了，海外的工人是不加班的，这会对哪几个方面产生影响呢？

  林雪萍提到，墨西哥的工业园区里不见红绿灯的踪影，不过那里的减速带坡度相当高，汽车若想顺利通过，时速只能控制在五公里左右，不然就有翻车的风险。这是一个极为精妙的隐喻，“慢”属于当地的情境，是当地所默认的文化。

  不少中国企业觉得，自己凭借“快”去应对对方的“慢”，就能够百发百中。实则不然。在这个“慢”当中，包含着诸多规则。倘若仅仅着眼于表面，觉得自身行动比对方迅速，那么必然会在无形的文化约束下遭受重大损失。

  林雪萍：没错，不然的话很容易违反规定，那样速度就会更迟缓。比亚迪在巴西正在建设的工厂被当地政府喊停，这和过度追逐效率是有关系的。中国的企业觉得巴西当地的工人干活速度太慢了，建筑队的工作效率也很低，于是自己组建了一个建筑队，这么做就易产生问题。

  中国有一家家电站设备公司，曾经在印度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该公司于印度中标后，需在当地建造工厂。由于觉得当地员工的工作效率过低，他们便在国内把设备组装好后再拆分，运到印度当地，而且还自带工人前去，日夜不停地赶工。不过，得考虑一下当地人的想法啊：订单被你们拿走，设备装配由你们负责，就连施工也都是你们在做，这不是把好处都占尽了吗？后来印度政府对此公司进行合同审查、账目清查，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

  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之后，得学会进行利益分配，把当地人能够承担的事务交由当地人去做。当你想要追求“快”的时候，最佳的方式自然是自己全部包办，但那样必然会遭遇诸多抵触。

  宁德时代位于德国图林根的动力电池工厂，由一家当地工程商负责承建。在2023年的某一天，这个工厂被当地海关带领的警察包围了，人数多达两百余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空中还有直升机盘旋，那场面就如同电影大片一般。当地当局想要检查是不是存在非法劳工的情况，因为持有商务签证是不能进入工厂干活的。然而，经过一番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宁德时代德国工厂的进展着实迟缓，不过这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常态。要是一味求“快”，就很可能出现不合规的情况。

  林雪萍：这或许也是一种偏见。在海外，对于工厂的设立，通常分为两种态度。执政党一般会持支持态度，觉得这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然而在野党却总是找各种理由来反对。隆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光伏工厂环境极佳，中间有池塘，大白鹅游来游去，但仍然不断有当地民众举着牌子抗议环保问题。就算是匈牙利这样友好的国家，也存在反对的声音。

  中国的企业若要在其中寻得自身安全的境地，就既要理解对方，又要知晓对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有时候，当地人可能会持有偏见，企业便需采用更多积极的行事方法、舆论来进行抵消。这项工作得持续开展，与本地深入融合之后，本地的力量便会在恰当的时候给予保护。

  在疫情时期，江苏南通的中天科技于印度设立的电缆工厂得到了当地警局的庇护。当地警察会向民众表明，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大家不要前来冲击。有时候，当地警局会在中天科技召开会议，还会使用中天科技的复印机。其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中天科技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难题。

  海尔于越南设立的工厂，堪称当地外资和谐共处的典范。德国与中东的企业若打算到越南投资，都会前往海尔的工厂参观考察。每到新年之际，当地公安局会携带舞台背板来到海尔，以表演的方式开展普法工作。在越南，公安是极具权威性的部门，甚至拥有自己的电视台。不过，他们将海尔视为极为友好的企业，认为海尔给当地带来了福利，因此，他们也会借助媒体告知国民，自己与民众尊敬的企业在一起。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时，最急需拥有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呢？是认知方面的能力，还是坚定的决心呢？

  林雪萍表示：要是必须选择一个的话，在他看来应当是认知。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便是认知反转，即过去觉得重要的事物，如今变得不再重要；曾经被视作毫无价值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无比珍贵。

  不少企业会让我举荐国家经理或者合规律师的人选。它们在建造工厂、购置设备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然而，愿意在提升组织认知能力方面投入资金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全球贸易格局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革，要是企业的负责人没有实现认知的转变，尚未确立全球性的战略，那么即便找来再了不起的人，也无法解决问题。

  晚点：你于《大出海》中提及时光机为“过于简单的照搬类比模型”，缘何如此言说？

  林雪萍指出：时光机理论必然存在可行之处，不过也存在不足之处。各个国家都是多元性的，人均GDP难以全面概括。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有一座名为Landmark 81的81层地标大厦，当地民众着装正式，排队搭乘电梯前往顶层眺望西贡河。越南的人均GDP不足5000美元，然而民众却有着似乎只有人均GDP更高、更为现代化的国家才会有的习惯。

  再举个例子，非洲的人均GDP还不足2000美元，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生意可做。然而，河北华通线名员工，收入达数亿元，利润相当丰厚。并且当地的工厂十分先进，根本不是一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所应具备的水平。

  林雪萍表示：自己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20年前的中国，兴建纺织厂是很随意的事情，然而当下的越南，纺织业的准入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其要进行产业升级，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要求并不低于中国。在越南政府的规划当中，所有的产业之前都是有特定修饰词的，例如高端纺织业、先进电子业。日本把大量二手设备运到中国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中国到东南亚建设的生产线，说不定比国内的更为先进。

  晚点：你在书里提及了一个全新的模型“鸡尾酒”，例如胡志明市兼具北京、巴黎以及小乡镇这三种不同的城市面貌，宛如分层的鸡尾酒一般。怎样运用这种模型才能够在复杂的市场中更好地进行投入呢？

  林雪萍表示，自己想要阐述的是一种多业态相互混合的状况。就拿越南来说，其在人们的印象里，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按常理应当采用低端产品来进行市场渗透。然而，越南的洗衣机市场情况却并非如此。滚筒洗衣机相较于波轮洗衣机，自动化程度更高，也更为高端，而越南仅仅花费了5年的时间，滚筒洗衣机的渗透率就达到了60%，相比之下，中国达到40%的渗透率却用了20年之久。

  越南民众存在贫困的状况，同时也有着高端的需求。例如，他们热衷于时尚，相较中国人更看重面子，对品牌的要求颇高，购买摩托车时倾向于本田，而且希望冰箱的容量很大。从越南的同奈往南前行，沿途会看到路边有光着膀子炒菜的小摊位，而一直到胡志明市，可以看到举止优雅的男士和女士穿梭于最为豪华的摩天大楼之间，普通的三口之家市民也会搭乘同一部电梯进入大楼。

  这些多种多样的特征，并非人均GDP能够概括得了的。中国的企业需要去把握这样的机会。并且，这种机会理应由当地的管理者去发现、作出决策，而并非国内的总部。

  晚点：在中国离开了高效劳动力、完备供应链而到海外之后，中国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林雪萍指出：外派管理者应具备企业家精神。出海相当于第二次创业，让这些职业经理人展现创新精神，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坚定的执行力重新把握机会，这是极为关键的。

  还有一个长处在于用户服务理念以及灵活的调整状态。中国的供应商极为关注下游用户的需求，就如同调频一般接收来自下游的信号。在拓展海外业务之后，这种相同的调频机制依旧在起作用。然而海外的供应商却并非如此，他们终年累月地做着同一件事。

  林雪萍提到，在中国有一家名为模塑科技的上市公司，其业务为制造汽车保险杠。在2021年之前，该公司位于墨西哥的工厂濒临破产，然而在此之后，这家工厂逐渐扭转了衰败的局面，开始盈利，而其中最显著的改变就是外派管理人员这一举措。

  以往，他们常常在国内开展大量的推演，随后为墨西哥工厂出谋划策，这种远距离的指挥差不多是毁灭性的。2021年新就职的管理者，行事逻辑极为简单，即开源节流，并且得到总部的充分信任。他核算之后发觉总体成本有所上升，于是就向客户提出涨价的要求，客户应允了。供应商请求客户提升采购价格，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不过国际客户会有供应链共同体的理念，供应商破产对其并无益处，所以只要要求合理，他们也乐意配合。

  众多中国企业对海外成本结构缺乏了解，中国的供应链极为丰富，不存在试错成本。在中国，供应商开模具是免费的，只在成品完成时才收取费用。然而在海外，即便只是开模具制作试验品也需要付费。所以海外的情况十分复杂，这就要求外派的管理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我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安徽万朗是做冰箱磁封条的企业，它跟着三星、LG到墨西哥去建厂。在供货过程中，该企业发觉当地的包装材料企业竞争力非常弱，于是便着手生产珍珠棉包装材料，并且拿到了许多企业的订单，刚在当地落地的中国企业的订单尤其多。企业的管理者凭借在现场做出的判断，得到了新的机遇。

  晚点：那么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之后，是否需要海外管理者再次挖掘并构建个性化的全新优势呢？

  林雪萍：没错。有道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企业走向海外市场落地生根时，并非要原样复制国内的模式，其运营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或许都和国内存在差异。通常而言，那些优秀的外派管理者，在总部行政部门眼中往往像是“刺儿头”。这是由于总部总是期望整齐划一，不管是在东南亚地区，还是欧洲或者墨西哥，总部下达一条指令后，各地的公司就要立即执行；而且不管是不是真的存在时差，一到规定的时间就得开会。

  总部若要求周末开会，那些颇具个性的外派管理人员通常会独自前往参会，而不会去邀请本地的管理人员。一来，他使唤不动本地管理者；二来，他认为本地管理者没必要参加会议。在国内构建起来的指令系统，到了海外或许就无法发挥效用。要是强行推广实施，只会引发抵触情绪。

  优秀的外派管理者就如同一张双向过滤膜，它会对总部下达的指令以及文化体系加以过滤，然后再传达到本地；同时，也会对本地的认知、行事方式以及所面临的困难进行过滤，继而传达到总部。

  除了适应总部的管理之外，外派的管理者还得“管控总部”。要使总部明白当地存在着极大的文化差异，要让总部清楚，在海外时，下班后既不能给员工打电话，也不应发邮件。总部的首要负责人要给予外派管理者信任，总部的各个部门要了解各地的不同状况并作出调整。

  林雪萍指出，在中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儿童”这一概念，所以那时并未给予这个群体特殊的关照；等到这一概念产生之后，情况才有了转变。与之相似的是，唯有把“外派管理者”界定为一个群体，人们才会对他们加以重视。我对诸多中国企业展开了调研，这些企业会提及这个是外派的干部，那个是地方的厂长，经过多次交流之后，我才发觉他们属于一个有着相似特征的群体。

  我将他们命名为“大水手”。在我看来，中国“大出海”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这些大水手身上。中国企业此次出海既广泛又深入，我们距离千里、万里之遥，对现场的复杂状况全然不了解。他们身处一线，率先为我们达成对全球化更多、更深入的认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群体，而我们过去却忽略了他们。

  延迟：要是10到15年之后，中国企业已然在海外站稳脚跟，那这些外派的管理者是否还会如同当下这般举足轻重呢？

  林雪萍指出，企业若能扎根下来，常常会构建起一个外派人员与本地人员相互交融的管理体系。以联想为例，其百分之八十的收益源于海外，百分之八十的产能出自中国。该企业的管理层就如同拿破仑蛋糕一般，一层类似奶油，一层恰似饼，一层代表海外，一层代表中国。可以认为中国外派的管理者依旧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必去区分是本土的还是外派的了，只需挑选能让本地利益达到最大化的组织架构就行。与此同时，总部的组织架构已然实现国际化转型，从而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海外一线的状况，不再仅仅依赖某一个人。

  你在书中提及一个事例，21世纪伊始，中国的香氛蜡烛产业由于受到美国反倾销政策的影响而迁移至东南亚，然而美国公司却未能重新夺回市场。

  林雪萍称，四十年前，石蜡与高锰酸钾是中国最早遭受“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的产品。2004年左右，应当地蜡烛企业的要求，美国加大了调查的力度，于是中国许多出口美国的蜡烛工厂开始转移，其中越南是最主要的迁移目的地。在写书期间，我特意前往距离河内有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工厂进行访问。在那儿，我发觉他们的经营状况非常好，依旧向美国出口产品，而当年很多起诉他们的美国企业却已经破产。

  在蜡烛制作流程里，倒数第二个步骤是把烛芯拉直。烛芯质地柔软，当蜡油处于似融未融的状态时同样是软乎乎的，这就要求工人得用弯嘴钳将其夹住，如此才能把烛芯拉得又直又正。这一操作需要手腕把控好精细的力度，并且手指与眼睛之间要具备协调能力。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产业的成本过高了，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的科技公司会吸引走工人。就拿美国工厂周边来说，存在许多亚马逊仓库。仓库工人的薪资比蜡烛工厂高得多，所以人们都不愿意过来。

  再举个例子，像光伏和动力电池，其设备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印度和美国有生产的能力，可是并不具备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更新换代到新一代的能力。

  这些事例表明，中国产业虽遭受冲击，却依然能够在全球化进程里寻得自身的立足之地。

  林雪萍指出，一个产业是否易于转移取决于三个要素。其一为供应链上下游的丰富程度与可替换性；其二是产品自身的模块化状况（即通用性，是随处都能采买到，还是得定制）；其三是人力技能的培训难易程度。例如手机装配工作，经过三四天培训就能就职；而对于医疗器械这类复杂装配工作而言，培养一个人或许需要半年时间。

  晚点：为防止出现出海致使中国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你所提及的方法是，在中国作为核心枢纽得以确保的前提下，中国企业在世界各个不同区域进行布局，并且对区域之间的连接加以限制。这要怎样达成呢？

  林雪萍表示，中国的技术需要有秩序地释放。在中国某些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情况下，在海外的中国企业进行技术释放时，不应以中国速度为参照，而要以世界速度为准绳，防止技术代差被抹平。

  就空心化而言，我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如同“千层饼”一般，每一代技术都会对应一个市场，不会存在某一项技术彻底消失这种状况。不过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即不断有工厂迁走，导致密度不够，上下游之间的衔接变得松散，这将会对创新产生影响。

  于是，中国有“补钙”的需求，要凭借技术创新来盘活存量。就拿低空经济这种跨领域学科来说，它能够拉动电控、摄像、光学、地理位置探测等诸多产业。

  国家之间存在较大贸易逆差这种情况，已不再被接受，而这正是全球制造业发生变局的根本动力。

  特朗普宣称要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然而不少中国企业都已经到墨西哥去建立工厂了。这会给它们带来何种影响呢？

  林雪萍表示：特朗普在位时长仅为四年，然而企业的生存却需从十年以上的时长去考量。在他看来，当下我们正处在全球制造格局重新塑造的起始阶段，这一轮的重塑将会持续10到15年。企业不应仅仅依据政策来规划下一步的行动，而是要按照长周期的贸易格局来确定自身战略。

  当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反复无常，美国针对墨西哥所加征的税款还有取消的可能。3月伊始，美国对中国加征20%的关税之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面临的最高关税达到了45%。哪怕日后美国对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这一比例也依旧低于中国。关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非仅仅取决于绝对值，相对值同样起决定性作用。此外，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同属北美共同体。中国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墨西哥却并非如此。当然，墨西哥和加拿大或许会在美国的施压下对中国进行牵制，这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更多的难题。

  当下，全球贸易格局步入了迷雾重重的时期，没人能预料明日将会发生何事。不过，国家之间存在巨大逆差不再被认可这一逻辑，才是全球制造格局发生变动的根本驱动力。

  林雪萍表示，时间大概是2022年。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西方提出了“中国加一”的概念，到了2018年，美国挑起了中美贸易战，这些都属于政治家的举措。一直到2022年，企业家的信念与决策才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供应链的转移速度也随之加快了。

  林雪萍表示：在中国，有些企业并非能力有所欠缺，而是认知方面存在不足。过去20年期间，这一些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方面表现良好。有部分代工企业，其海外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它们的竞争对手和客户均为国际企业，所以它们就自认为是国际化企业了。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它们的国际化是在本土实现的，一旦到了海外，需要在客场重新构建供应链时，就会发觉根本就没有能够外派的人员，自身能力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

  在中小企业身上，这样一些问题表现得更为显著。它们于国内发展得较为顺遂，并未察觉到客户已在全世界内布局生产。此外，许多中小企业不敢涉足海外市场，想要等大企业先走向海外，自己则先观望一番。

  这其实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入世20多年来，众多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已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如今，这些大客户提出要到海外建厂，这一过程实则是供应链在流动中重新构建的过程，其中很注重卡位。要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没能去参加了，那么相应的位置就会被其他国际小公司以及本地供应商所占据。而一旦卡位结束，供应链的运转步入正轨，企业就再也没介入的机会了。